第2章 独尊儒术(2/10)

作品:《易中天中华史:汉武的帝国

赞同纵横家的无事生非?

那么,独尊儒术,是真的吗?

是。不过,是独尊,不是独存。也就是说,只有儒学才被确立为官学,有着毋庸置疑的至尊地位,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老大,诸子百家不能与之平起平坐。

问题是,为什么要独尊一家呢?

因为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是秦始皇就已经意识到的。而且,始皇的焚书,武帝的尊儒,动机和说法都一样:天下大乱,皆因思想自由,言论不一。既然好不容易法令归一统,又岂能再众说纷纭?

一统天下,就不能百家争鸣。

这是秦皇和汉武的一致看法。只不过,秦始皇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汉武帝却对了路。

儒学,为什么就适合做统治思想?

因为儒家是维护君主制度的。这倒是跟法家一样。但法家的维护不讲道理,其手段则无非绝对权威、阴谋诡计和严刑峻法(法家称之为势、术、法)。所以,法家之道为霸道,法家之政为苛政,法家之制为**,法家之治为刑治。结果怎么样呢?秦帝国二世而亡。

儒家则不同,道为王道,政为仁政,制为礼制,治为德治。也就是说,儒家维护君主制度是讲道理的,也有人情味。这样的统治,人民能够接受。人民能接受,政权就稳固。君主和人民都满意,就双赢。

何况儒家学说有着深厚的根基,这就是小农经济、宗法社会和礼乐传统。从这个角度看,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几乎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替代的。而且,当儒学取得至尊地位并深入人心后,帝国时代的核心价值也产生了。

这就是三纲五常。

此事的意义当然极其深远,也许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问题在于,儒家学说与帝国制度原本存在冲突。原始儒家尤其是孔子,可是主张封建制的,帝国的制度却是郡县制。那么,汉帝国之所独尊,还可能是儒学吗?

新儒生

登上两汉历史舞台的,是新儒学。

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7]

董仲舒是因为汉武帝下令策问古今治乱之道,才进入皇帝视野的。正是在这次对策中,董仲舒提出了以思想大一统维持政治大一统的主张,明确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这,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由此产生的功过是非,也往往算在此人账上。

然而在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地位并不高。他被看作诸儒的一员,在《史记》中与他人合为一传。到班固的时代,董仲舒才脱颖而出,被推为儒首。他的“天人三策”也才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转变的里程碑。[8]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独尊儒术并非汉武帝一时之事,更非董仲舒一人之功。事实上,董仲舒的新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深远影响,也要到后世才显现。武帝时代改写历史的,不是新儒学,而是新儒家,或新儒生。

新儒生的代表人物,是叔孙通和公孙弘。

叔孙通原本是秦帝国的博士,在二世的时代供职于宫中。这说明秦始皇其实只焚书,不坑儒(所坑为术士)。焚书的目的之于文化,也不是毁灭,而是垄断。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被秦二世叫来问策的,是一群儒生。

儒生都是书呆子。他们的对策,是出兵镇压。

二世闻言,脸都绿了。

叔孙通赶紧上前说:天下一统,四海一家,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哪有什么人造反?小偷小摸罢了。

秦二世龙颜大悦。

退朝后,其他儒生指责叔孙通欺君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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