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三十五章 一生（2/5）
作品:《画中的薛定谔》里，秦方权还在试图为自己当时所扮演的荒唐角色进行辩解：“我是患口吃病的，自然争他们不过。我急得大哭起来，骂他们欺侮我，篑子（金树柏）急忙道歉，事情才算告一段落。” 喜欢以极端手段处置个人情感上的任何压抑与窒碍，从行为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精神人格的某种隐疾。从他后来挂冠塔万总理府、想担任泰南社惟一领导的主观意图受阻时断然宣布退社、受林谦冷遇就向林宣战、政府给的待遇不到位就上书乞隐等事件来看，无论手法与作派几乎都同出一辙。因此，尽管生活为他提供的舞台与时代背景全然有别，投射在他深度近视镜片上的二十世纪的光线也每天都是新的，但他的脸部却习惯于深埋在挟策求售，致君舜尧的古典政治梦想中，时而得意忘形，时而怨气冲天。至少其人生格局与思想特征与他仰慕的中国前辈文人如吴梅村、龚自珍等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即庙堂与江湖间一个自负异才，言行放诞的所谓名士。认识这一点也许相当残酷，但对那些与秦方权有着大致相同的毛病，热衷政治，垂涎功名，病入膏肓的当代艺术家们不啻一帖猛药。
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二战烽火构成了新时代以及中年秦方权思想与精神的悲壮画面——在为援助反战义勇军创办的和平救护队的队伍中，在政府缉捕反战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的黑色名单上，在举办义卖画展、营救和平人士，奔赴全国各地巡回展出等各类救亡活动的前列，秦方权精神抖擞、大义凛然的身影犹如一面代表气节与力量的旗帜，旗下是他的战友崔香凝、李元培、周右敦、洪沫若、钮寅初、萨承志等著名爱国人士。对于当时泰国国内剑拔弩张，内乱外患的复杂的政治格局，这是一支介乎于塔万政府与反对政权之间的特殊力量，因此也就势必成为各方面势力都想争取和拉拢的对象。由于秦方权与林之间的私人恩怨，加上对其政策与个人品格的一贯不满，思想的天平最终倾斜于塔万的正统根据地，想来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一九四二年以后秦方权“独拜弥天一星河”的坚定信仰，在这里也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许多研究者对秦方权与塔万之间思想上的迅速靠近既感兴趣又觉意外，其实这里头的关系应该并不十分复杂。秦方权一生崇尚权力的心志由塔万手中的政治机器大声说出、并发扬光大。反过来，塔万对秦方权的推崇既有后辈政治家对前辈艺术家尊敬的成分，同时也作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善于驾驭各种对自身有利的政治力量的成功典范。从本质上说，两人倾注友情的目光也许从一开始就并非平行，而像相互交叉运行的铁轨——有着各自的方向与目标——仅在某一站头或某一时间契点上才有可能交汇切合。如果谁看到并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感慨几年后秦方权在曼谷所发的那场怒气冲冲的牢骚，是显得多么的迂腐与不合时宜。
当然，浑身散发着与生俱来的画家气质，却一心想成为政治家的秦方权并没有认识到自身的这种局限。在漫长的为期八年的卷洪统治下面，他先是效法早年班武里一带的某些艺术前辈，将自己在曼谷买斐德路的寓所题名为“活杀庵”，闭门读书，蓄须明志，埋头撰写他的书画著作《泰艺史纲》。有一段时间还在著名的清迈大学任过教师。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乘坐美洲皇后号离曼赴新的那些神色惊惶、逃离战难的旅客，当天晚上在甲板吸烟或船上豪华的西餐厅里用餐时，也许有机会遇见到这位衣衫简朴、眉目间有愤激色的矮胖的中年男子。在整个抗争期间，这也是秦方权的标准表情。此后五年他作为一名激进的书画活动家一直活跃于新加坡、香港、仰光等城市，从事宣传、营救、筹款、结社、义卖等各种抗争活动。其间发生的鲲水营事变是他与自己的团体彻底决裂的一条醒目分界线。由于与卜素、崔香凝、惠英民等公开联名发表批评林谦的言论，竟被后者断然开除会籍贯——简直就像是他当年对别人采取的极端手段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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